柳叶刀：请简单介绍中国人群中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变化趋势。

陆林：目前，全球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在逐年增加。据2022年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全球大约有10亿人患有精神疾病。由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牵头的全国范围的首个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发现，中国成人精神疾病的患病率约为16.6%，其中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患病率都在7%左右。与过去相比，患病率有显著提高。但是，一些传统的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患病率小于1%，变化不明显。此外，还有很多问题可能不算精神疾病，但也跟精神心理有关，比如睡眠障碍，目前在中国人群中的发病率也在增加。

柳叶刀：如何看待不同年龄人群面临的睡眠问题？

陆林：这个问题从两个层面考虑。一个是真正达到睡眠障碍诊断标准的人群的患病率；另一个是，很多人可能有睡眠问题，但并未达到睡眠障碍的诊断标准。如果长期睡眠不好，比如每周有3个晚上难以入睡，并且这种情况持续两个月，可能就是患有失眠障碍；而大部分人可能是因为一段时间内的工作和生活压力或作息时间不规律导致了睡眠问题，但这段时间过去就好了，那这可能就不是疾病。

在中国人群中，目前还缺乏大规模人群的睡眠障碍患病率流行病学数据，但有报告显示可能有睡眠问题的人超过了40%，并且跟过去相比，睡眠问题的发生率明显增加。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与二三十年前相比，儿童青少年的睡眠问题有所增加。所以，适当调整孩子们的视屏时间、课业及户外身体活动时间，提高儿童青少年的睡眠时间和睡眠质量，对儿童青少年未来的长期发展十分有益。

柳叶刀：您如何看待致幻剂辅助疗法在心理健康治疗中的潜在益处？目前在中国面临的主要的挑战是什么？

陆林：脑疾病有很多，其中精神疾病就有400多种，还有很多神经系统疾病。目前，这些疾病的发病机制大多病因不清楚，缺乏快速起效的或者可以根治的特效药。这些疾病一方面是慢性的，一方面是长期的，会给患者的身体健康、工作、生活和家庭带来很大影响。科学家一直在尝试寻找一些特效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研究发现，一些致幻剂对神经精神疾病有治疗作用。氯胺酮（又称K粉）是东南亚国家流行的一种成瘾药物，使用之后会让人产生意识分离，容易出现所谓的“幻觉”。氯胺酮最早是作为麻醉药辅助止痛或者医用麻醉，但既往研究发现，氯胺酮可以治疗抑郁症。虽然目前有很多抗抑郁药物，但是治疗过程中一个最大的挑战是抗抑郁药起效很慢，最快的可能要2~4周，最长的要4~8周。对抑郁症患者来说，轻者可能心境痛苦，重者可能有“厌世”的想法。如果一种药物要经过一个月到两个月才能起效，那么这种药物对患者的帮助就有局限性。而使用氯胺酮之后，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就能起效，短时间内可以让抑郁症患者的心情和状态好转，并且有研究发现单次剂量效果可以持续一周。

氯胺酮有望成功治疗抑郁症的案例，让科学家们对“致幻剂是否可以用来治疗脑疾病”进行了更多的探索，包括治疗老年痴呆、癫痫、难治性抑郁症等。所以，在精神药品和神经药品的研发中，一个主要的热点和挑战就是致幻剂的药物使用。目前，已经有一些成功或者接近成功的案例，但还是不太成熟。

联合国麻管局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控制全球成瘾药品的滥用，并促进其被合理使用，作为联合国麻管局的委员，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认为，推进致幻剂在脑疾病治疗中的合理使用，是脑科学当前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这个领域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也充满着挑战性和不确定性。临床医生需要把握好致幻剂的使用剂量和使用范围，不是让患者致幻或者精神错乱，而是可以达到治疗精神疾病或神经系统疾病的目的。有很多药品和治疗手段都是双刃剑，比如杜冷丁和吗啡，致幻剂也是如此。一方面，它们可以用来治疗疾病；另一方面，如果使用不当则有可能对身体造成危害。

中国对致幻剂药品的管制非常严格。国家一直鼓励科学家们在临床前研究（动物研究）探索致幻剂如何能用作治疗药品，但在临床试验方面批准比较严格，只有在确定其完全有效时才能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包括致幻剂在内的所有管制药品，在进入临床之后也会进行全过程的严格监管。例如，用致幻剂治疗抑郁症只能在医院中使用，医生观察到患者的状态好转并达到一定指征之后，就不会再使用致幻剂，转而使用其他药物进行后续治疗。

柳叶刀：如何构建研究问题，帮助推动临床进步并改善中国精神健康领域的临床实践？

陆林：我们团队在进行科研选题时一般从两个方面考虑。第一，这个研究能否解决临床上目前面临的问题。临床问题一般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研究才能达成一个目标，我们需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也许达不到最终目的，但至少能达到一个阶段性的目标，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第二，研究问题并不是直接解决临床问题，但确实是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比如尝试探索某个疾病的发病机制或者某个药品的调控环路等。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研究可以切实的帮助解决精神疾病的关键性问题和临床实际需要。

柳叶刀：您如何看待中国精神健康领域的实施成果？

陆林：从管理到临床服务，到科学研究，到人才培养，中国的精神卫生工作从过去到现在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些项目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和赞赏。比如，重性精神病项目中有约700万重性精神病患者，这些人需要登记、照护、管理和治疗，这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做不到，体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

第二，政府有关部门意识到精神卫生领域的重要性，在这个领域投入很多，尤其是加大了基层医疗在精神卫生方面的投入，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

第三，过去40年中，民众对精神卫生的了解和认识也发生了变化，慢慢认识到焦虑症和抑郁症是疾病，需要被治疗和照护，而且百分之七八十的焦虑和抑郁通过系统的治疗是可以康复的，能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第四，中国在精神卫生领域的科学研究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比如国家启动的中国脑计划（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脑研究计划。国家投入了几十上百个亿来研究抑郁症、自闭症和痴呆等对全人类都有重大影响的疾病，每一个进步和突破，对中国和全世界人类在脑疾病的防治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精神医学领域高速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精神卫生领域的科学研究可能还有差距，但在某些领域，我们旗鼓相当，是“并跑”的状态；甚至在一些方面我们更有优势，是“领跑”的状态。尤其是中国一线城市临床医生的诊疗水平，居于世界前列。不过整体上我们仍然还要努力。

首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专业精神科医生的数量不足，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和专业人才的培养。第二，在精神疾病的科研方面，需要为各个省级的大学配备高水平的实验室，致力于提高整体科研水平。第三，进行全民健康素养教育，尤其是在农村或偏远地区，消除对精神疾病的病耻感，同时能够科学对待疾病和暂时性的健康问题，比如什么样是疾病，什么时候不是病，什么情况需要去找医生，患病了应该怎么配合医生治疗。

柳叶刀：您如何看待医生同时兼顾临床和科研工作？

陆林：我认为做医生和做科研是两个不同的职业，但同时他们有相互补充的地方。第一，并不要求每个医生都做科研。能做好自己的临床工作、能及时更新专业领域的知识结构、能够为患者提供帮助并解决问题的医生，就是一名好医生。第二，为了促进学科的进步和培养人才，其中一部分医生需要做科研，那么这些医生需要做好平衡。很多医生也能成为很好的科学家，他们把在临床上发现的一些重要问题变成一个科学问题来研究。我们要鼓励一些有精力、有条件的、受过训练的医生去从事跟临床相关的研究，这样能更好的解决临床问题；同时能培养年轻人、教育学生、跟同行讨论、科学公正的评价同行的工作，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科学家的责任和义务。END